朱玉贤：在生物学领域寒窗苦守
时间：2013-11-13 21:29 作者： 来源：北京大学新闻网
朱玉贤，生命科学学院教授，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朱玉贤，人如其名：温润如玉，贤良方正。他抱着对农民和土地最朴素的情感，投身生物学研究，20多年来，成果斐然，但仍是朴素依然、低调依旧。
初衷是一颗赤子之心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刚刚起步，很多人甚至是大学教授对生物学的基本理论都心存怀疑，“有些教授甚至怀疑DNA的存在。”而1978年考上大学的朱玉贤却选择了生物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：“我出生于农村，农民谋生非常艰苦。当时920农药，现在知道是赤霉素，能使植物长得很高长得很大，它和杂交育种技术当时让我觉得生物学能够帮助农民提高栽种水平。当年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朴素的感情，使我走上了生物学的道路。”
他在浙江农业大学读完本科，毕业后留校当了三年助教，然后得到世界银行的第二期贷款，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科学系念博士，后来又在华盛顿大学生物系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后，1991年6月回国。那时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水平尽管有所发展，但和美国相比，仍是薄弱，可是叶落归根的情结让朱玉贤还是选择了回国。“我们中国人至少中国农民有种很强烈的情结叫叶落归根，愿意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，愿意延续中国人自己的传统风俗。虽然当时中国的研究水平还比较落后，但是我感觉怎么着她也是自己的国家，可以生活得比较自如。”
就这样，带着一颗农民的赤子之心，朱玉贤走上生物学的道路；怀揣着对人类的赤子之心，他回到中国继续生物学研究。
“我一开始是被920农药和杂交水稻技术所吸引，加上自己是农民出生，所以从事了生物学研究。这20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初衷，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国家的农业生产作出贡献。”源自朴素的情感，却最终做成宏大的事业。
做事是一直寒窗苦守
朱玉贤今年55岁，已是知天命的年纪。但是他现在依旧几乎整天都待在实验室，也没有周末。“我几乎就没有过周末，所有的周末都在实验室，每过三五个星期可能会在家里做点家务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几乎所有的周末都在实验室。”
在问到家人会不会抱怨时，他笑：“家人肯定会有怨言，但还是支持。确实得感谢他们做出了牺牲。那还有什么办法？你嫁给一个科学家或者娶了一个科学家，那肯定跟常人是不一样的。”
凭借寒窗苦守的努力和对自己研究方向的敏感，朱玉贤一路走来，终于看到了成果。
刚回国时，朱玉贤就遇到了一个坎。“记不得是1993还是1994年，我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。当时就感到特别困惑，怀疑这条路是不是还能走下去。但如果在哪儿遇到困难就在哪儿撤退，就换个方向，这不一定能走得很远。所以，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。”但他也说，做科学研究不是坚持就能出成果的。“我去康奈尔大学读博士，开始老师就说，做研究需要不断在黑暗中摸索、校正，再摸索再校正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斗争，失败，再斗争，再失败。什么时候确实要换一个方向、什么时候要坚持下去，这恐怕是决定一个人成为学者的重要品质。要是一碰到困难就撤，那恐怕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学者；但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撤，可能也做不了好学者，因为总有地方是死胡同。所以科学家要有第六感觉，要能把握科研方向是否能走通。”而第六感的形成，朱玉贤觉得需要学术背景、对问题系统性的认识、对世界前沿科学的把握、对所拟研究的问题的独到见解。
寒窗苦守，精心琢玉，这些年朱玉贤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：克隆得到与豌豆短日不衰老性状相连锁并赤霉素诱导表达的PPF-1基因，实现棉花纤维发育早期特异性表达基因的大规模分离与克隆，研制并应用牛结核杆菌多价核酸疫苗。
为人是一身坦荡情怀
采访中，朱玉贤多次提到农民，他的身上也保留着布衣的坦荡、真实，爱说真话，也敢于说真话。“如果这确实是我的思想，那我为什么要改变它？”这话朴实无华，却掷地有声。他觉得搞科研要“进一步减少功利主义的影响。”他也毫不掩饰对个别媒体炒作学术界权钱交易的不认同。“舆论会说学者研究员不就是拿个包送个礼去某个基金会磕个头，我说我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拿个包去哪个基金会磕头。那种人可能一万个人里有一个？”
“新生到我的实验室来，他会怕我。我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怕我，我可能更怕你们。和陌生人打交道，我感到有点不自在。”这是句看似自嘲的大实话，但确实消解了新生的紧张。朱玉贤待人非常温和，记者以为生物化学属于交叉学科，所以采访中问了这方面的问题，他告诉记者生物化学属于经典生物学而不是交叉学科，接着耐心并且认真地回答了关于交叉学科的问题，这样的宽厚渊博，让记者很受用。
谦谦君子，耿直为人，不卑不亢，温和待人，如玉暖润，这就是朱玉贤。
